重点城市水资源PK：重庆水量第一，上海工业用水第一

水之运，城之运。因为气候干旱及河流改道，楼兰、尼雅古国消失在沙漠之中；“蓄清刷黄”洪泽湖淹没泗州城，新安江蓄水湮灭了狮城、贺城。相比被水“吞噬”的古城而言，因水而兴的新城不胜枚举。

水资源是城市发展刚性约束之一。在新一线城市中，最能体现这一“约束”的城市是西安和郑州。二者同为人口及经济迅猛增长的国家中心城市，均依赖（黄河及汉江）外调水源——水资源是两个城市、乃至两个都市圈的命脉之所在，谁能摆脱水资源短缺困扰，谁就拥有基业长青的底盘。

西安和郑州只是缩影。根据全国“七普”数据，4个一线城市以及11个新一线城市常住人口超过千万，它们的经济总量也处于全国头部范围。城市水资源专题的终章将盘点这15个城市，看看它们如何在“缺水、用水、争水”的过程中，走出自己的硬核发展之路。

南北方都缺水，长江沿线宽裕

15个新一线城市中，重庆、成都、天津、西安、苏州、郑州、武汉、杭州、东莞、青岛和长沙，常住人口超过千万。其中重庆和成都超过两千万人。天府之国自然是不缺水的。数据显示，2020年重庆水资源总量767亿立方米，人均2393立方米；成都总量120亿立方米，人均574立方米。

长江流域沿线城市基本不差水——上游的成渝水量丰沛，中游的武汉、长沙水资源总量在百亿立方米附近，人均约一千立方米，这两地也属于丰水之城。下游的“天堂”杭州水资源总量超过200亿立方米，人均接近2000立方米，相比多年均值，杭州2020年属于丰水之年。处于出海口的上海倒没有那么宽裕了，总量59亿立方米，人均只有236立方米。

相比长江，黄河沿线城市普遍“吃瘪”。最缺水的城市是郑州，水资源总量只有重庆九十分之一，人均不到70立方米，天津、西安、青岛等北方城市都不宽裕，水资源总量不超过30亿立方米，人均在100-200立方米上下浮动。南方城市也有不宽裕的，深圳东莞水资源总量均略高于20亿立方米，人均下来深圳刚刚过百，东莞也不到两百立方米。

上述数据为2020年各地水资源概况，跟多年均值相比会有一定差异，但是大体是一致的。2019年发布的《国家节水行动方案》提到：中国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供需矛盾突出。数据显示，31个省份中有16个面临水资源短缺问题，300个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缺水。旱的旱涝的涝，引调水势在必行。

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其中重大引调水项目包括：推动南水北调东中线后续工程建设，深化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方案必选论证；建设珠三角水资源配置、渝西水资源配置、引江济淮、滇中引水、引汉济渭等工程。

京津冀用水，由竞争转合作

引调水必然牵扯到取水地和受水地的水权利益。以上述项目为例，“引汉济渭”工程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都来自汉江，水源区重合，存在竞争用水可能。由于取水地在汉江上游，引汉济渭会不会影响南水北调？南水北调受水城市间又会不会存在争水情况？

引汉济渭工程前期年调水10亿立方米，这个数字不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年调水量两成。好消息是，引江补汉工程计划年内开工——“引江补汉”是从长江干流开挖一条人工运河向汉江“补水”，满足丹江口大坝以下需水要求。水利部透露的信息是，工程年调水量约40亿（立方米）。从这个角度讲，引汉济渭暂时不会影响到南水北调相关受水城市。

取水地水源无忧，受水地则是有些“故事”。总的来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城市由南到北，南部郑州与相邻地区用水竞争整体减弱，但近期又有所“增强”；北部北京、天津、石家庄与相邻地区之间用水由竞争转为合作；环京津的张家口、承德和保定部分县，在工程前后期始终处于竞争状态。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累计供水438亿立方米，其中向河南省供水154亿立方米。南水北调整体上极大地缓解了中原腹地的缺水状况，不过，河南主要以郑州为增长极，经济辐射范围较小，中线工程对水资源的调配放大了郑州对于周边地区用水空间挤压矛盾，逐渐趋于竞争。

河南是全国首批水权交易试点省份，其核心是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不同流域的地市间水量交易为重点，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与效益。郑州市“十四五”水利发展规划提出，“充分利用现有5.4亿立方米分配指标，落实2.21亿立方米水权交易指标”。“水权交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河南受水城市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天津、石家庄人口不断增长，用水需求猛增，在华北整体缺水情况下，由水资源争夺引发的矛盾时有发生。南水北调工程为京津冀产业优势互补、区域分工协作提供用水保障，推动用水合作局面形成——京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动相邻区域经济，周边保定、廊坊等地逐渐承接劳动密集型、高耗能产业转移，从而疏解了核心地区用水压力。

单位耗水量，深约为苏沪零头

“缺水、找水、争水”不确定因素太多，如何用水以及能否用好水则是各凭本事。由于各个城市产业结构不同，其用水结构差异明显，用水水平也有高有低。

具体来看，政治中心北京的生活、环境用水均超过4成，分别为41.9%、42.9%，工业和农业用水分别只有7.4%、7.8%。制造业立市的苏州工业用水占54.5%，农业、生活、环境用水分贝只有23.8%、20.2%、1.6%。上海、深圳的工业用水占比分别为45.5%、21.8%。国内制造业三巨头用水结构有细微差别，其中深圳工业用水占比、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均为最少。

用水占比也反映了苏沪深的工业底色：苏州拥有完备制造业体系，以县域和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特色；上海工业门类齐全，从重工业到日用消费品，从半导体再到汽车，几乎应有尽有；深圳则以创新为主打，电子信息产业极为发达，同时还“领跑”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半导体设计、计算机、精密原器件制造等领域——相对不那么“耗水”。从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来看，深圳（未含深汕）、上海、苏州分别为4.66立方米、34立方米、33.03立方米。

用水结构是影响城市用水总量的关键因素。超大城市的发展增长最快的是生活和环境用水，而农业和工业用水的比例则逐步降低。对于郑州、西安、青岛等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城市来说，水资源的刚性约束倒逼产业结构的调整思路应逐渐清晰。

用水水平是影响城市用水总量的重要因素。在各项用水中，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北京和天津是7.5-7.8立方米，万元GDP用水量北京为13立方米。以2020年的数据来看，郑州、青岛、深圳的万元GDP用水量都在10立方米左右；成都、长沙、苏州、重庆万元GDP用水量均超过25立方米——这些城市无一例外都是水资源丰富。

有水的城市不能“有恃无恐”，缺水的城市更要“有的放矢”。不管南方北方、水丰水寡，“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城市发展的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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